深圳创投业何时再立潮头？

 

（深圳创投业何时再立潮头？）

　　

证券时报记者李明珠卓泳

　　

作为中国创业创新最有活力的城市，深圳的今天离不开各路资金尤其是市场化资金的大力支持，创投机构正是这股活力之水的“源头”之一。二十多年来，深创投、达晨财智、基石资本、东方富海等一批国内领先的创投机构纷纷在深圳生根发芽并发展壮大。在很长一段时间，深圳创投几乎就是国内创投的“代名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圳创投面临的市场环境和行业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深圳创投业虽然仍占据“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行业地位，老牌头部机构仍然实力不俗，但行业整体实力已然被北京、上海甩在了身后，深圳创投圈内不乏对“掉队”的担忧和“失速”的反思。

　　

曾经引领行业之先的深圳创投业到底怎么了？这个深圳引以为傲的行业遭遇了怎样的难题？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如何才能找到遏制深圳创投业发展下滑态势的那把钥匙？

　　

证券时报记者历时一个多月对深圳创投行业深入调查，走访20余家深圳一线创投机构负责人、中介机构。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深圳创投业在募投管退方面面临压力，在苦练内功的同时，急需政府从政策、资金等方面加大对行业的扶持力度，留住和吸引更多的创投机构扎根深圳，以期突破当前困境，再立行业潮头。

　　

深圳创投业整体现趋势性下滑

　　

虽然内外部竞争不断加剧，但关于深圳创投行业地位和影响力有所下降的评价并没有“大音量”。直至不久前，再次出山担任深圳创投同业公会会长的东方富海董事长陈玮，组织深圳创投圈开了一场题为“探讨重振深圳创投的发展之路”的研讨会。深圳创投圈对于行业现状的反思和焦虑，终于拿上了台面讨论。

　　

会议开得很务实，与会机构代表认为，当前，深圳创投行业无论是基金设立情况、规模增速、投资市场，还是普通合伙人（GP）的排名竞争力方面都呈现趋势性下滑态势。

　　

“深圳创投行业整体实力在全国是属于第一梯队，但这几年整体的优势正在丧失，和北京、上海的差距在逐步拉大，而且也面临其他城市和地区的竞争。”陈玮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受访的多数机构负责人也有同样的感受。

　　

数据不会说谎。从募资角度看，据清科数据统计，2020年在深圳注册的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PE/VC）基金约333只，仅比2019年新增14%；基金规模从2019年的903亿元，下滑至811亿元，同比萎缩10.2%。同期，上海PE/VC基金数量从97只猛增至152只，基金规模从637亿元升至1040亿元，同比增幅为63%，基金规模已超越深圳。

　　

不仅中小机构遭遇募资难，甚至连深圳的头部创投机构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有业内人士向证券时报记者大吐苦水：“就连头部机构的老大，近两年至少要把50%的精力放在募资上，这是从业以来所罕见的，而且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受制于募资端的压力，深圳本地的创业投资活跃度受到负面影响。清科数据显示，2020年深圳创业投资案例总数为970例，创业投资金额为934亿元。同期北京为1597例，投资金额为2313.78亿元；上海为1328例，投资金额为1684.40亿元。

　　

资金管理规模方面，深圳本地机构管理的资本平均规模急剧下滑，已大幅落后于京沪。

　　

通过清科私募通数据对比深圳、北京、上海三地近10年与近5年的本地机构管理资本量发现，深圳本地创投机构平均管理资本规模已从近10年的16.19亿元萎缩至近5年的10.58亿元。而上海本地创投机构管理的平均资本规模由16.35亿元升至23.10亿元；北京则从19.82亿元大幅跃升至33.08亿元。

　　

深圳创投业趋势性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深圳当前的大环境对创投人才的整体吸引力相比以前有所下降。

　　

“我们招聘的年轻投资经理、研究员，要不是能在南山科技园申请到公租房给他们住，否则根本留不住。”一家位于南山的主投硬科技的机构合伙人大吐苦水。“最近横琴、杭州招商的人频频来公司，以各种利好优惠政策吸引，包括租金、企业所得税、高管税收优惠、配套基金投资、引入企业专项奖励、子女入学等等，下一期规模在5亿元左右的基金我们打算在横琴注册。”

　　

深圳高新投董事长刘苏华谈及该问题时也呼吁，要加大对创投人才的重视，创投家是企业家的教练，应该受到尊重，给予相应的社会地位和荣誉，在领军人才和相关政策对人才的评定方面给予同等对待。

　　

其次，产业环境的变化，也导致深圳创投业受到一定影响。近年来投资的热门领域，诸如生物医药、半导体等新兴产业主要集聚在长三角，深圳缺乏这些产业方面的优势和资源禀赋。

　　

千乘资本董事长熊伟坦言，现在很多半导体项目都集中在上海、苏州等地，经常能遇到深圳机构扎推去尽调。业内人士也总结，以深圳为代表的华南区近三年“产业缺失”，当前三大主流投资赛道（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深圳并不占优，所以投资项目迭代速度落后非常明显。

　　

第三，行业整体受到产业资本的挤压，比如腾讯、小米、阿里等互联网“大厂”的产业基金竞争。虽然这类产业资本巨头对于传统主流创投的挤压不仅只对深圳有影响，但由于深圳之前较为领先，受挤压的效应会比其他地方更为明显。

　　

陈玮进一步表示，特别自2018年底起，因财政出资、存量梳理等客观因素，深圳引导基金的出资节奏放缓，子基金管理人募资受到较大影响，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本地创投市场活跃度。

　　

外部竞争明显加剧

　　

2010年达晨创投（后改名为达晨财智）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凭借着出色的业绩和“以外资眼光看项目，以内资手法做项目”的方式确立了江湖地位，一度在行业的投资榜单排名蝉联首位。

　　

不过，就是在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组织的那次会议上，达晨财智董事长刘昼直言，深圳本土创投机构正在面临美元基金的降维打击，包括品牌、规模、产业链等多个方面。

　　

刘昼所述并非个案。同样位于南山某甲级写字楼的一位机构TMT行业合伙人向记者透露，自己跟踪了半年的某个芯片相关的项目，前后服务了半年，做尽调、介绍客户、对接产业资源，刚想以6亿的估值投资，被某美元基金看上后直接以翻了接近4倍的价格抢走，毫无反击之力。

　　

美元基金近年来募资优势愈发明显，这种募资的优势又转而体现在投资上。创东方董事长肖水龙认为，美元基金的有限合伙人（LP）很多都是境外的养老保险、大学基金等机构资金。由于这类资金时间长及项目海外退出比较确定，投资往往更大胆，更敢投前沿的模式和技术。

　　

面对这种追赶和挤压，头部机构尚且能抵挡，深圳的中小创投机构处境更为艰难，个别机构萌生了迁出深圳的想法，有的已经付诸行动。

　　

据了解，目前国内多地区正在不惜以资金和政策吸引创投机构前往，如海南、珠海横琴、广州南沙、青岛等地。

　　

“内地某个地级市，都能管理着百亿基金，是这两年才发生的事，现在政府出资不到100亿都不好拿出来说，如果深圳不注意到这种势头，深圳创投的下滑只会越来越厉害。”清源投资董事长刘建云认为，深圳过去40年，“大市场小政府”的发展逻辑使得深圳取得了今天的发展成就和创造了国内领先的营商环境，但是面对各地政府强干预的局面，深圳需要思考如何兼顾继续市场化和效率之间的问题。

　　

此外，多家深圳本地中小创投机构坦言，近几年深圳市、区两级的政府引导基金整体辐射范围不大，小机构很难申请到，反而是跑到上海、苏州或者其他地区去拿钱。

　　

“近些年确实有不少深圳创投机构跑到外地去注册基金的，有同行机构在江西等地申请政府引导基金，在那边设立了多只基金。”肖水龙说，主要是返投比例要求宽松，这是机构看重的。“返投比例1∶1，甚至有的地方1∶0.8，而且对于返投的概念也比较宽泛，哪怕投的是深圳企业，旗下的子公司落户在当地，也算完成了返投的指标。”

　　

多方面原因导致“失速”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深圳创投行业“失速”呢？

　　

首先，从支持创投发展的相关政策看，深圳创新力度不及从前，相比之下，“追赶者”城市的对标政策、“靶向招商”都直指关键、不容小视。

　　

尽管今年初深圳出台政策对于探索优秀股权投资管理机构上市制度安排、吸引股权投资基金在深圳落户最高奖励高达2000万等方面都有提及，但毗邻的广州明确发文直指对标“深创投”，出台政策鼓励和支持创投上市；海南个人和企业15%的税率优惠更是撒手锏；横琴的基金招商也打出高管、基金综合税率的大幅优惠和附加条件少的总部注册现金奖励。

　　

其次，深圳缺乏大型母基金的落户也是原因之一。根据母基金研究中心数据，2020年按数量划分，新设母基金中仅有4%设立在广东。清科研究数据显示，广东过去一年新设政府引导基金仅5只，基金规模仅约146亿元，不及江苏、浙江、江西和上海。

　　

陈玮指出，安徽、上海等地政府为吸引国家级母基金落地，可调配国资出资平台乃至当地上市公司资源对基金进行配套出资。相比之下，深圳在支持力度上存在显著差距。同创伟业董事长郑伟鹤也认为，要加强国家级产业母基金引入深圳的力度。

　　

第三，所得税制和增值税削弱了投资热情，深圳地方税收补贴未跟上。

　　

按照目前的征税方式，对有限合伙制基金的自然人合伙人按照累计税制5%～35%征收，实际操作层面的缴纳比例会更高，损伤个人LP的投资积极性。深圳也有针对创投有关税收优惠政策，但不少机构表示实际难以享受，并无补贴返还。

　　

第四，过高的深圳房价导致创新外溢，人才流失，而去其他城市则成为座上宾。

　　

“近五年房价过快上涨，导致创业人才难以在深圳安居，对人才的吸引力也就下降。而且随着房价上涨，大量资产也涌向了房地产，流向资本市场和股权投资的资金相对减少。”华南某券商投行部人士解枫表示。

　　

时代伯乐董事长蒋国云认为，高房价非常不利于吸引人才，创投又是一个靠人才驱动的行业，“如果不具备人才优势，深圳的创投行业也就不具备竞争优势”。

　　

第五，深圳创投机构自身也存在原因，近年来的热门大行业中错失明星项目，投资方法论亟须与时俱进。解枫认为，深圳创投机构收益率普遍不高，过去几年错过了许多明星的互联网项目，以及押注国内新能源造车新势力的机会，这些项目上市之后，都给他们背后的投资机构带来不错的回报和品牌光环，这就有利于这些机构进行后续的募资。“北京、上海的机构在投资决策层有不少年轻人，但深圳的机构在这方面却弱一些，现在投新兴产业、投消费等，都需要年轻的血液和视野了。”

　　

深圳创投业如何破局

　　

针对上述问题，深圳创投业如何再立潮头？多家受访机构均给出自身的建议。

　　

首先，深圳应积极出台适应新环境的创投政策，不应该小修小补，最好推倒重来，进入创投政策进化的3.0版本。

　　

同创伟业董事长郑伟鹤建议，深圳出台扶持行业政策应该以“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为基础，持续吸引国内外优秀机构在深发展。刘苏华呼吁深圳应发挥先行示范区的优势，通过地方立法等形式建立扶持创投政策。

　　

其次，加大对深圳本土创投的支持，包括推动头部机构上市。

　　

郑伟鹤呼吁，深圳政府引导基金加大对深圳本土创投机构的支持，特别是对总部和税收都在深圳的民营创投机构，给予更多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扶持。

　　

刘昼认为，应把创投行业与银行、证券、保险等传统金融行业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予以对待。支持优秀本土创投龙头企业上市做大做强。

　　

陈玮建议，鼓励、引导国资金融平台、上市公司、政府出资平台加大对本地优质创投机构的投资力度，加快本地创新资本聚集效率，着力扶持本土优质头部创投机构做大做强，实现跨越式发展，发挥头部效应，带动行业提质增效，夯实深圳创业投资产业优势。

　　

第三，继续加大天使基金、引导基金的规模，引导资金投向中小机构。

　　

基石资本合伙人王启文在上述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的内部讨论会上建议，希望深圳的引导基金能够继续加大对深圳本土创投机构的支持。取消诸如不允许个人投资人投资政府引导基金参投子基金的相关限制，优化政府出资流程，结合当前募资环境，重新审视政府引导基金需最后出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更多中小机构募资负责人建议，在申请深圳地方的引导基金、天使基金时能对本地机构予以更多关注。截至8月末，深圳天使母基金累计有效决策子基金60只，有效决策出资总规模近70亿元；与55只子基金签订合伙协议，子基金有效签约总规模约153亿元。

　　

“深圳有很强的供应链和配套产业资源的支持，这些软环境真正在运作的过程中，会发现深圳的环境跟在其他地方还是很不一样的，更有利于去创业。”卓源资本创始人袁宏伟说。

　　

第四，解决税收问题，争取税收优惠，积极出台税收补贴政策。

　　

个人所得税方面，2019年起，全国各地都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议定方式收取创投基金自然人合伙人所得税，但据多家创投反映，包括广州南沙、海南、珠海横琴等地，会通过低税率或变相返回进行补贴，提高本地区的政策吸引力。

　　

深创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邢治斌则建议，降低创投行业整体税负，取消增值税，引入资本利得税，按照投资期限实施差异化税率。投资期限越长税率越低，以此鼓励各类投资人进入创投行业，同时借鉴美国的经验，优化税收核算和征税方式。

　　

第五，借用先行示范区优势，扩大募资渠道，鼓励深圳社保养老金进入创投行业，作为长期资金来源。

　　

从扩大募资渠道看，陈玮认为，深圳作为示范区，还可尝试大力发展养老基金进入股权投资市场。“深圳近年社保基金委托投资额接近500亿元，应考虑将社保资金中的养老基金部分结余额加大向创业投资基金的配置比例，建立明确的、市场化的受托管理人遴选机制，提升地方基本养老保险的盈利能力，以长线资金支持创业投资发展。”

　　

刘昼同样也支持鼓励和扩大政府引导基金、地方养老基金等长线资本进入创投行业，缓解行业募资难问题。刘苏华也建议，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深圳市地方社保基金作为长期资金来源，引入创投机构，具体操作方面，可在注册地为深圳的部分知名创投机构先行试点。

　　

（更多报道见A5、A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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